2026年5月9日，应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邀请，吉林大学徐正考教授在207报告厅开展了一场题为“谈谈出土文献语料价值的判定问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彭建国教授主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师生积极参加。

讲座伊始，徐正考教授首先指出，出土文献在语言学研究中已从“冷门绝学”变为“热门显学”，其保真性远超传世文献。据统计，目前甲骨文约150万字、简牍约300万字、铜器铭文约20万字，简帛总字数更达600至700万，远超先秦传世文献总量。然而，出土文献作为原始语料、生语料，必须经过严格的价值甄别方可用于汉语史研究。徐教授回顾了百年来的研究脉络：自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开创了出土文献语言学研究的先河，到裘锡圭1979年发表《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一文，出土文献的语料价值才被系统阐明，此后四十余年间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

随后，徐教授系统提出了出土文献语料价值判定的七项标准：时代、篇幅与文字量、清晰度与完整性、内容丰富度与表述灵活度、口语化程度、时地问题，以及语言的规范性（合法性）与代表性。他以出土两汉器物铭文为核心案例展开深入分析。徐教授指出，出土文献整体价值随时代推移而递减——商代后期因无传世文献，甲骨文和金文价值极高；汉代出土文献价值居中；敦煌变文等晚期材料虽晚出却因特殊学术意义而价值不凡。在篇幅方面，碑刻成篇者多、语料价值高，而玺印、封泥等文字孤立分散，语言史研究价值较低。他特别强调，汉代铜镜铭文虽以吉祥语为主、且存在程式化倾向，但因载体多为用器而非礼器，口语化程度较高，具有独特的语料价值。

讲座的重点聚焦于语言规范性与代表性两大问题。徐教授通过韩愈“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左传》“赋纳以言”等传世文献中因“形式优先”导致的非规范表达，说明古人文献传抄、书写时也会出现讹误。而出土文献虽无流传讹误之弊，但汉代铜镜铭文因刻写者文化水平不高或态度不严谨，常出现错字、漏字甚至以“而”替代“光”“明”等极端现象，此类材料绝不可作为研究虚词“而”的语料。在代表性方面，徐教授以汉代铜器铭文中“比”“次”“名”“画”等词头表序数的用法为例，指出其仅见于铜镜铭文，不见于其他文献，不具代表性。又以《二年律令》中的受事主语句和东汉刑徒砖文中“在”字的高频使用为例，强调特殊文献性质和固定用语模式下的统计数据不宜作为判定语言演变规律的依据。

在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就铜镜铭文的口语与书面语区分、官方与民间制镜的语言差异、文字通假与书写简化的判定等问题踊跃提问，徐教授逐一耐心解答，指出上古汉语因载体和工具限制本就远离口语、趋于精炼，而东汉因佛经翻译需求和造纸术普及，语言口语化程度显著提升。讲座最后，徐教授强调，尽管李学勤先生“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的论断符合实际，但就汉语史研究而言，出土文献目前仍处于辅助性地位，未来亟需建立经过严格鉴别的优质出土文献语料库，供学术界充分、合理、恰当地利用。彭建国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在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文字：熊宣宣

图片：熊宣宣、李金定

审核：彭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