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晚七点，应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邀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宏宇在113会议室开展了一场题为“《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写作热》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罗宗宇教授主持，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师范学院等校老师及我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师生积极参加。金宏宇教授的讲座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新的写史实践。金宏宇教授建议，如果同学们写论文遇到“选题难”的问题，可以读一读编年史。编年史实际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形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古典文学界“旧体新用”，出了一大批编年史。而现当代文学的编年史写作主要是在新世纪前后，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孟繁华等人主编的《百年中国新文学总系》。虽然这套书只能算是“大事年表”，仍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学编年史，但却对后来的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写作提供了启发和参考。据金宏宇教授统计，新世纪后比较正规的现当代文学编年史共有28部，其中最早的是刘福春的《新诗纪事》，体量最大的是刘勇、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新世纪之所以会出现文学编年史写作热，有人认为是重写文学史的结果，而金宏宇教授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史料学的转向，由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史料派引领；第二便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带动。

二是“时间”加“事”。金宏宇教授认为，编年史的最基本结构是“时间”加“事”。在早期历史叙述中也有此结构，但其时间通常是循环往复的，事件则是预示性的。在编年史中，人的进入使得时间变成线性，事件也变成了一次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基本形态也是“时间”加“事”：时间为“年、时、月、日”，事件则为作家的生卒、婚恋、交游、评论以及社会大事件等。并且，时间的起讫受史家的史观和政治观念影响。金宏宇教授谈到，当时间与事件碰撞时就会产生新价值和意义。

三是编年史体。金宏宇教授认为著作形态一般分为“作、述、论、编”几大类，而作为一种述史形态的编年体则介于“述”与“编”之间，章节体则介于“述”与“论”之间。为了增强学术表现力，编年史体也会借鉴其他体式，如书话体和人物小传。编年史体的特性首先体现为文献性，它相当于以时间为顺序的文献汇编；其次体现为工具性，可以当作辞典使用；最后，文学编年史的学术价值在于用材料和事实说话。

四是改体重写的文学史。金宏宇教授认为，以往的文学史都是按“观”来写作，这种“以论带史”，亦即“以论代史”的方法五十年代受到批评，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也遭到反对。文学编年史体则不同于以往的“论述体+章节体”形式，更大限度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实现了全空间覆盖，囊括了纯文学和杂文学各种史料。同时，编年史体对于每个作家都是平等的，克服了等级性，且不预设价值判断。

在互动交流环节，金宏宇教授耐心回答了在场师生的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与写作中的心得体会。最后，罗宗宇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金宏宇教授的讲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能为同学们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字：叶煜欣

图片：张冰滢

审核：罗先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