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9日晚19：30，应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杨庆祥教授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兄弟情深’——一个观察改革史的文学视角”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文学院院长罗宗宇教授主持，学院高度重视、师生积极参与，207报告厅座无虚席，同学们全程高度专注。

讲座伊始，杨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本次重点涉及的两本著作，即路遥《平凡的世界》（以下简称《平凡》）和余华《兄弟》，并提到了自己思考和确立这一主题的过程。讲座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展开，分别是“问题意识”“转型的节奏、动力、制度支持”“兄弟情深”“故事是这样的…”。

在第一部分，杨教授由本次讲座专题说开，将学问与人生划分为有历史和无历史的两种。他引用帕斯捷尔纳克《哈姆雷特》一诗进行诗意地阐释，指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自我的生命感是否在场、是否彻底服从于某种既定的秩序与规律。随后他抛出“我们这一代的安排是什么”这一问题，将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与鲁迅等历史名人所处的时代进行观照，并对此进行了生动的回答：是现代化建设的转型及美丽中国的建设。他以刘鹗《老残游记》和茅盾“幻灭三部曲”为例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演变，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民国“黄金十年”的挫折与转型。接着，杨教授找出《平凡》和《兄弟》重叠的时间段，提炼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1970-1980的转折）和一组关键性的伦理关系（兄弟情深）。

第二部分是“转型的节奏、动力与制度支持”。在这一部分里杨教授将两本书作为对照组来分析。从节奏上来说，《平凡》是匀速的、整饬的，具有“大地性”；而《兄弟》则是加速的、紧张的、亢奋的，由此又引出了神圣时间、效率时间与加速时间的概念。杨教授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几段切身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转型的节奏所在。从动力上来说，《平凡》体现出“穷”与“善”，是一种人与人互助的理想状态；而《兄弟》展示了“穷”与“恶”，是一种“霍布斯式”残酷生存的自然状态。转型的制度支持上，《平凡》的制度模式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的结合；但《兄弟》里的制度是“看不见的顶层”，我们只能看到孤独个体在应激性反应下利用制度的漏洞、错误与混乱达到自身的目的。

第三部分中，杨教授介绍了“兄弟情深”这种作为中国农耕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之一的社会结构在文学作品中如何体现与转型。他提起《平凡》对《创业史》中阶级兄弟关系的改写、重回血缘的转型，以及《兄弟》对《平凡》《创业史》二书的双重改写，即该书中的兄弟关系成为了非血缘、假定性、利益化的。他指出，《兄弟》的结篇有如预言，如今现代化的执行主体确已成为利益兄弟同盟，也必然会因为利益而破裂、互害，因缺乏足够大的力量进行平衡而成为疯狂的创伤性主体。他也提到了一种长久以来的疗愈之策：在五四时期被视为致幻剂的中国旧戏曲大团圆结局，其实是构成普遍民众的安慰与信仰的重要部分。

到了第四部分，杨教授以“故事是这样的…”为题，在分析二书区别以说明文学视角对改革史进行叙述与认知的部分可能性之外，也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表达了“作家的任务是记录下历史的样貌以备后人参看”这样的观点。《平凡》中记录下创伤性主体克服了自己的创伤、通过制度支持和个人努力完成了自我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不仅完成了自我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的故事；《兄弟》作为故事开展的另一种可能，呈现了创伤性主体在历史之中不断受伤而变成了历史巨大的伤口、通过欲望和偶然完成了自我和社会的非良性互动、最终自我毁灭的例子。针对于此，杨教授以浪漫的表述提出了他思考所得的解决之法：凝视深渊，但不被深渊所吞没；与恶龙缠斗，最终还是原先的少年。杨教授最后引用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一段话，勉励大家在动荡变迁之中始终相信历史的辩证法，书写出真正的有生命的属于个人的改革叙事，而非如蜉蝣一般被历史的大视角叙事所吞没。

在互动提问环节中，杨教授对大家提出的“在高强度的流动之中个人的身份、家庭都被消解，我们应该如何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现代化实现的途径到底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解答。罗宗宇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杨教授的本次讲座体现了一位80后学者对于社会的敏锐性、对于文学的敏感性，基于典型文本个案实现了文学和社会学的融合、展现了个人的感悟与思考，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文：蔡书勤

图：李金定

审核：罗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