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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专家座谈会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举行

 


2025年11月29日,由湖南大学文学院主办、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专家座谈会在湖南大学文学院103室举行。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及湖南大学的专家学者3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开幕式由湖南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钟文勇主持。湖南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许和连教授代表湖南大学向参加本次座谈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湖南大学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近年来取得的建设成果,期待与会学者为湖南大学推进双一流建设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和建议。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宗宇教授代表学院致欢迎辞,介绍了湖南大学文学院的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发展情况,期待本次会议进一步推动湖南大学文学院的发展和学科建设。


2025年9月,湖南大学批准成立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由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廖可斌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中心的成立,旨在回望中国古代“大文学”“杂文学”的传统,加强对中国古代非虚构文类如传记(含史传、杂传、碑铭等)、日记、笔记、游记、地记(含方志)、笺记(奏记、尺牍)等的研究,并创办《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集刊。在开幕式上,廖可斌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心成立的背景与学术理念。


廖可斌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大文学”“杂文学”的概念一直占主导地位,文人创作了大量传记、日记、笔记、游记、地记、笺记等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情感丰富,文采斐然,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虚构性和抒情性,偏重纯文学研究,对中国古代非虚构类文学相对忽略。加强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和民族传统特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对其精神内涵的挖掘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精神资源。廖可斌教授介绍,湖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学科选择这一研究方向,既基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基本形态的认知,也源于对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路向的判断。


廖可斌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湖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团队的情况。学科目前有全职教师14人、兼职教授1人,涵盖先唐、唐宋、元明清文学与文献学等方向,年龄、学科分布和学缘结构合理,为中心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扎实的人才基础。其中许多教师都承担了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项目,已发表、出版一系列重要成果,引起学界关注。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湖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现有的学术特点和优势,提升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水平。中心将在3至5年内,推出一批有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每年召开一次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举办若干次小型学术论坛和学术讲座;同时创办《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学术集刊,推进国内相关研究,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基地。




座谈会由湖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付湘龙教授主持。2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研究思路与方法、学科与学术集刊建设、高水平成果培育、人才培养等主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和前瞻性思考。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党委书记詹福瑞教授指出,“非虚构文学”概念来自西方,其核心内涵即基于事实的记载方式。他进而分析散文、报告文学、书信等文体与非虚构文学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部分文体的非虚构特征。詹福瑞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内涵丰富,史传、铭文、日记、笔记等都属于其范畴,史传是非虚构文学的主流。他建议研究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文体的特殊性,只要事件主干据实书写,即可归入非虚构文学范畴,不必完全套用当代文学的非虚构文学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刘跃进教授指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都在努力突破近百年来戏曲、小说、诗歌、散文四大门类的分类体系,回归中国传统文体的历史事实。他建议以《文心雕龙》为理论依据,重新界定中国古代文学范畴。该书所列四十多种文体,大部分属于非虚构文类。刘跃进教授以胡适倡导传记文学为例,说明中国非虚构文学传统深厚,作品散见于日记、年谱、书信、杂传等文体中,并举《如梦录》与开封州桥遗址为例,说明通过文学作品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可以生动还原历史场景。他强调,当下的非虚构文学研究应汲取传统智慧,厘定自身范围,建立更具自信的文学研究体系,书写更符合中国古代文学本来面目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张国星编审认为,“非虚构”体现了中华民族务实、向实、求实的文化精神。研究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可以延伸到研究中国古代叙事学。他强调,文章之美不仅在于辞采,更在于结构、思维等整体美感。他批评当前研究深受西方观念束缚。他指出,中国传统文体分类,源于政教伦理,限制了创作自由。但中国历来有突破文体的传统,破体作品往往不拘一格。因此,研究非虚构文学应抓住民族美学精神,关注不同时代、区域如何通过特有修辞实现审美,而非固守文体分类。只分别研究各种非虚构类文体,意义有限。应该通过对古代非虚构文学的研究,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的面目,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征,真正回归本土,突破源自西方的研究范式,建立中国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左东岭教授认为,讨论“非虚构文学”需厘清三个层面问题。首先,区分“回归传统”与“解释传统”,应充分吸收西方和现代非虚构文学理论,以现代理论与术语回望并解释古代,而非简单回到古代语境;其次,在非虚构文类下需要设计合适的二级文体概念,以便涵盖日记、语录、家谱等传统文学文体体系无法容纳的书写形式;最后,须建立与前述概念相匹配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区别于现有文体学或文章学的研究路径。左东岭教授强调,应充分体现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的学术特色,并在即将创办的学术集刊栏目设置上体现新的思路。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敏俐教授回顾了“五四”以来文学概念的演变,包括章太炎与王国维的“文学”观念的不同,指出传统“大文学”观与狭义文学观的差异,认为“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在当前学术背景下具有启发意义,可作为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的新的切入点。他建议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应深入探讨并逐步明确“非虚构文学”的范畴、文体与特征,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式;同时结合现有成果(如日记研究)与学科力量,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使成员的具体研究与中心整体方向相互促进,在扎实研究基础上推动理论成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杜桂萍教授分享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她最初对将源自当代文学的“非虚构”概念用于古代研究感到“夹生”,但也认同中国古代存在大量非虚构文学创作,戏曲中也存在传记性戏曲。杜桂萍教授同时指出,这类源自西方的概念在国内的制度化进程中可能面临挑战,对于“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能否像“古典学”一样获得广泛认同,并被接纳为体制内的研究平台,仍存有担忧。她建议,必须清晰界定“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的具体内涵,厘清其与当代概念的异同,这是中心建设成功的关键。


 

 





 

南京大学文学院张伯伟教授指出,学界一般所言受到西方文学观念束缚,实际上只是西方百年前的狭隘定义,而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学观念已转向宽泛,与章太炎“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大文学观相通。章太炎的定义打破了文体局限,且强调“论其法式”方为文学研究。在张伯伟教授看来,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正可接续中国传统,并与当代西方广义文学观握手对话,其关键在于必须进行真正的“文学研究”,即聚焦于文本“如何讲述”的法式与形式,而非仅述内容。


 





 

 

南京大学文学院曹虹教授肯定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对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开拓意义,认为这是在理论和文献上做出的新的整合和开拓。她从“非虚构文学”联想到“叙事”概念,指出百年以前张謇曾提出以“言事”概念替代传统的“言志”概念,体现了近代文人在面对变革时对文学观念的反思与调整。张謇的“诗言事”说强调文学应关注“事”本身,这一主张与“非虚构文学”的内在精神有所契合。她特别提及张謇与近代湖湘文化中曾国藩等强调事功思想的关联,并以此为例,说明理论思考已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悄然发生。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认为,探讨“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传统进行的有益认知,探索本身即富有其价值。他着重指出,任何探讨都需明确边界,既要厘清其内涵,也要界定其外延,明确其与虚构文学的关系。张宏生教授以其曾开设的“中国传记文学研究”课程为例,提出“传记文学”这一范畴可涵盖他传、自传、墓志、碑记乃至诗传、词传等多种文体。他寄望中心能够组织力量,最终产生如《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或《中国古代传记文学通史》这样集成性的大成果,且认为目前的研究基础已为此创造了条件。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蒋寅教授认为,“非虚构”是一个现代引入的互成性概念,其本质是为了区分史学与文学,而非文学内部的界限,“虚构”与“非虚构”不应成为文学内部的界限。其实现在史学也在发展,虚构和非虚构已不被视作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遑论文学。虚构与非虚构,主要是度的区别。“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极具冲击力,能够促使学界重新反思与认识中国文学传统。他同时强调,理解“非虚构”应从“文体承诺”入手,即读者是基于文体约定(如自传、日记)相信作者在讲述实事,而非其内容绝对真实。因此,蒋寅教授建议,应从“文体承诺”角度把握“非虚构文学”的特征,圈定其研究范围。


 

 





 

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认为,将源于现当代的“非虚构文学”研究拓展至古代领域,体现了学术视野的汇通,有利于打破纯文学与日常书写的壁垒,将日记、书札、笔记乃至日用文书等边缘化的文本纳入文学研究,从而拓展研究对象,引发对文学性、真实性与叙事等概念的重新思考。他尤其强调应注意探索非虚构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可借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从边缘材料切入重建叙述的路径,打破精英中心主义,关注普通人的文字遗存,重新激活被忽视文本的生命力,反映中国文学史的其他面向,呈现更广阔、复杂、真实的古代书写世界。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认为,“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当下活性和广泛接受度,能够创造性地激活并扩容古代文学研究,可涵盖传统经史子集中以真实叙事为指归、具备一定文学性的文本形态,乃至大量具有明确时空信息的诗歌(“诗史”),具有广阔的前景。他进一步指出,文学性并无本质性定义,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他建议在“非虚构文学”这一文类概念下,从文类特征的界定入手,思考如何设置二级概念。最后,张剑教授幽默地表示,中心的成立,使他本人一直从事的日记、书札研究可理直气壮地归属于“非虚构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叶晔教授建议,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应只是回到章太炎、王国维的概念。在当下学术语境中,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应具有二十一世纪的面貌。应强化跨学科对话,一方面可与历史学界“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等研究互鉴,另一方面应与现当代文学中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实践互动,以推进明清文学的跨文体研究。他建议通过工作坊等形式,与从事“复合型叙事”的历史学者及当代文学创作者展开深入交流,共同开拓前沿议题,使研究真正体现当代学术活力。在学术集刊建设上,可侧重发表专注于日记、书信等“边缘文献”文法结构的研究成果,加强对如何读懂日记的研究,并为私藏、田野文献的研究提供平台。


 





 

 

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对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凸显明清文学不同于前代的自身特点表达了殷切期待。他认为,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难以量化,无需过度纠缠,研究应关注非虚构文学的“生成原则”,借此理解周边、前人及后人的世界。他提议通过非虚构文学进行“群体研究”,关注人物间的相互关联,聚焦文学世界中以往被忽视、被否定的应酬文、寿序文等作品。应努力构建新的平民化的文学价值观,重构中国古代文学体系,在“伟大”之外发现并呈现那些被文学史忽略的“不太重要”的普通人,发掘其中可能蕴含的真实情感与精彩世界。上世纪前中期胡适、郑振铎等曾倡导白话文学史、平民文学史,是一大突破。但他们还是借鉴西方的文学观念,侧重于虚构类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非虚构类文学重视不够,这方面有很大开拓余地。


 

 





 

浙江大学文学院何诗海教授赞同使用“非虚构文学”概念,认为其契合当下研究趋势,并能有效激活传统文学注重实用、追求写实的本土特色。何诗海教授指出,即便被认为最可虚构的诗歌,也有重“赋”法(直陈其事)的写作传统、推崇纪实的“诗史”观念,而典型的非虚构文体如史传等也难免存在“遥体人情”的虚构成分,虚构与非虚构更多是表现手法与精神品格的区别。他建议,在研究疆域上,可补充源于政治礼乐制度的章表奏议、公文、祭文、碑铭等实用文体;面对如《搜神记》作者自视为实录等现象,还需要注意到古今观念的不同。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罗鹭教授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界定“非虚构文学”的概念,以便明确集刊定位与投稿方向。他结合办刊经验指出,需要设置特色专栏,并围绕日记、笔记、书札等湖南大学已有学术积累的文体展开。他提出两个核心思考点:一是对象的“文学性”问题,例如部分日记仅为流水账或内含诗歌等跨文体内容,是否皆可视为文学;二是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献学、历史学研究有何区别。罗鹭教授建议,研究重心应落脚在探讨这些文体的写作技巧、方法与规律等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上。


 

 





 

中山大学中文系刘湘兰教授认为,“非虚构”既是一种创作方式,也是一种创作理念,其中包含了客观上“历史的真实”与主观上“观念的真实”。她以陶弘景整理的《周氏冥通记》为例,说明某些文本在宗教观念中被视为真实,而这同样值得关注。刘湘兰教授自身专注于史传、杂传等叙事文学研究二十余年,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令她兴奋。她介绍了自己及所指导的学生在方志、传记、墓志文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期待中心为她和学生提供更多学术交流机会。


 





 

 

暨南大学文学院王京州教授目前专注于类书、年谱、校注等“文本形态”研究,他特别思考了“类书是否属于非虚构文学”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类书“述而不作”,具有非虚构性,但类书抄撮、剪裁的编纂特性又似乎“反文学”。根据张伯伟教授所倡导的广义文学观,他期待能够将类书、年谱等纳入“非虚构文学”的研究视野。王京州教授还特别提到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主办的“庄重文中国非虚构文学奖”,认为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具有依托实体教研机构的优势,为后续的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武汉大学文学院鲁小俊教授建议,“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能启发年轻硕士、博士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在产出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之外,也应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学位论文的指导。他特别指出,鉴于许多硕士生将来并不会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中心在人才培养上可更重视实践性,如组织雅集等创作活动,模拟传统写作,训练学生用文言文或旧体形式写作婚丧嫁娶、校庆公文等应用性文字,使之掌握传统文体的实际书写能力,在学术研究之外,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形成特色。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沈沫副教授从交叉学科及其当代意义的角度,分享了对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的看法。她认为,这一研究需要融合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史乃至考古学等多学科文献与资源,极具挑战性。得益于考古发现、数字化工程及名物学等成果的支撑,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具备走向世界的潜力。她强调,高校的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应有“格调”,在科技时代重彰人文价值:既能以“真实”对抗当下信息碎片与虚拟体验,吸引学生接触传统文化;其成果也要反哺当代疲软的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素材,形成良性循环。


 

 




专家发言结束后,廖可斌教授做了回应。他指出,本次座谈会特意邀请了两类专家,一是视野高远、思考深刻的大家名家,为研究提供指导;二是学术成果突出、与“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相关、且与湖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团队比较熟悉的中青年学者。与会专家对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的构想既给予了肯定与鼓励,也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围绕“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路和宝贵建议。专家们肯定这一概念具有“激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不应仅仅是补缺,而应该突破既有理论框架,将诸多边缘文本纳入研究版图,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目,重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这就指出了向上一路,提出了更宏大的目标。廖教授坦言受到的质疑少于预期,但批评同样有益,可以启发更深的思考。如何构建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产出标志性成果,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是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努力的方向。



照  片:张君扬


湖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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