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三难：“淹博难 识断难 精审难”

----访湖大校友郭锡良

郭锡良教授日前应邀请参加在我校举行的湘语国际研讨会，期间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少年时期在湖大求学，与湖南大学有着颇深缘分，请您给我们谈谈印象中的湖大还有当时的趣事好吗？

郭锡良：几个月以前，我来湖南师大参加周秉钧先生的百周年诞辰。我当时在湖南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是湖南大学的讲师。这一次，应湖南大学的邀请来参加湘语国际研讨会。我是从湖南大学出来的，尽管我算是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因为53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关系，湖南大学中文学院一部分划分到了武汉大学）。

我是49年年底高中毕业，当时我已经20岁了，在家里种了半年田。母亲非常支持我出来考大学，我就来到了长沙，在当时的二院复习（现在变化太大了，在至善村，靠近山，现在图书馆当时大概是一个大操场）。二院是上课的地方，我拖两张课桌，夏天嘛，带了一把扇子，就在这里考上了湖南大学中文系。

最早，我考的是华北17所高等院校。这17所华北高等院校，解放得早。但考的主要是以工科为主，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第二志愿报的是北大。其实，我心里想的可能考不上，因为高中三年基本没有上课，正好是高三的时候，长沙和平谈判。高中头一个学期，基本上没有上课。3月开学，4月份的时候，我的两个姐姐就把我们从衡山带回，我那个时候家湘阴，在洞庭湖。3月上学，4月就回家，8月份就和平解放了。那个时候，很多人想考军大、革大，但我想考正式大学。10月份，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学校没剩下几个人了，学校就让我们毕业了。50年上半年，我就在衡山种了半年田。7月整个大概住在二院旁边，有点钱就在食堂买点饭，一想就不考理工了，考中文。当时还考了湖南农学院。（记者问：现在是湖南农业大学吗？）现在应该是湖南农业大学，当时还有湖南国立师范，音乐学院，开始还有这些学校，当时我并没有想去考。当时被湖南大学、湖南农学院两所学校录取，我就选择了湖南大学中文系。上了学之后，当时两个姐姐成了小学教员，然后有的亲戚给了我一点钱，家里也是减租减息。

湖南大学中文系是在韭菜园，有个圣经学院。整个圣经学院就是我们搞的，当时是美国人办的，解放了就被我们收了。湖南大学的文教学院就在那里，中文系、教育系、外文系构成的。当时，杨荣国任院长，中文系的系主任是谭丕谟先生。

头一年，我还是在赶数理化，准备第二年继续考工科学院。当然，自己在国文方面比较擅长。大概，从小跟祖父读了四年的古书（的关系），而且带我全文背诵了左传。这为我以后搞古汉语、汉语史，我比同辈人更占优势。我只补习了十天就考上了高小。第一周周考只有27分，每一周都要考试，大概过了几周，我就考了88分，从不及格到88分，之后就没有下过88分。从初中到高中，我在班上，数学方面算是很强的。但是我没有读三年级，所以我当时认为复习一段时间，考上工科学校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比较自由，而且还在抗美援朝，我也参了军。招航空生，学开飞机的，我也参加了，结果呢，有一关过不去了。一检查视力，色盲板一看，我只看得几个数字出来，其他的根本看不出来，就定了个色盲，红绿色盲，但是我哪是红绿色盲？所以就我还是准备第二年再考吧。

那个时候谭丕谟先生是五四时期的新派，而且是共产党员，一直是进步教授。原来的系主任是谭戒甫，他是搞经学的，也是名教授，还是毛主席的老师。当时湖南大学杨荣国、谭戒甫、方素初、马宗霍、骆鸿凯这一批都是全国的名教授。马宗霍、骆鸿凯都是所谓章黄学派的，骆鸿凯是黄侃的传人，马宗霍是章炳麟的门弟子。谭丕谟先生，进步教授，原来在桂林师范学院是搞新文学的，他一下来就聘请了一批搞新文学的教授。董每戡，搞戏剧的，搞理论的也有，记不起了，搞了五六个五四时期的新派教师，所以是以新派为主了。课程也完全跟解放前不一样了，首先有三门政治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这是必须上课，必须修的。然后还有，中国历代散文选，是谭戒甫先生教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韵文选，就是由马宗霍和骆鸿凯先生教的。这两个课都开了一年，是可上可不上的。文艺理论是后来湖南省文联主席教的。

这样子到第一学年，因为我的班主任帮助打通学生的思想，王诗博先生（音）尽量肯定我的一些长处。我写过一篇小作文，他很加肯定，我准备写小说，从小看武侠小说，我打算写武侠小说。老师指导我要看鲁迅、张天翼的作品，看这些作品对我有影响让我有转变，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好感。我觉得我写评论也可以，结果一年级下学期从韭菜园搬到了岳麓山，到五六月份要报名的时候我就没有报名了。老师培养了我想要当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兴趣，想跟谭丕谟一样教古代文学史，到二年级，就有了这个兴趣。院系调整北方52年完成了，南方是53年完成的。所以53年谭丕谟就离开这里，把湖南省文联办起来了，他定下来去了北师大。董每戡有些人就上中山大学了，谭戒甫先生就上武汉大学了，这里留下没有几个人了，杨树达先生也到了历史系。杨树达先生是谭平模先生的老师，谭丕模先生又是接受湖南大学的五委员之一，是党内的，后来脱党了，是周小舟(后来当过湖南省省长)的老师。他去了师范大学，我们呢就到了武汉大学，后来就到了北京。当时的学习就是广泛地读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从希腊神话作品到俄罗斯的普希金，一直读到现代，读了不少作品，也看了一些文艺理论的东西。本来是想就是要搞文学的，结果一毕业，武汉大学把我分配到北京大学去当研究生。一知道是当语言学的研究生，心里大不高兴，开始还想要继续把文学和语言合起来搞。当时学习苏联四年制的副博士研究生，苏联博士一般是读了副博士工作以后有了成就再给你一个博士学位，跟美国不完全一样。我就搞了一个韩愈的文学理论语言研究和实践，又是语言，又是文白夹杂，这篇文章也得到王力先生的肯定，发表了。毕业以后就跟着王先生三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

记者：在会议开幕式上您分享了对衡山望峰方言研究的独特见解，您对此次湘语会议的感受如何？请问您在方言研究上有何建议？对广大湖大学子有何建议？

郭锡良：我搞方言，现代的古代的都要懂。不论谁都得懂方言，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记了我的方言，你要有方言调查材料才能对语言变化现实了解，你要搞汉语史不懂方言那没有多大出息。

我对文学上的东西还是知道一些，对现在我们搞文学研究的意见比较多，写过两三篇批评。一个是李白的《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的句子解释就是李白站在两块山石上面，望着前面的两座山，然后左上角一个太阳，一片孤帆。我说不行啊，这错了，这连四句诗都没有读懂。你看，两岸青山相对出，你站着就没有相对出啊，相对出就只能是坐在船上或者站在船上，船往前行。这个不动的船怎么出的来？这是没有读懂做出自己的解释。还有这个以为孤舟一片是从太阳出的地方过来的，太阳出的地方是早上，应该是沿着长江逆行而来。可是这地理也又不行，天门山是在江西九江，从天门山到南京，长江的走向是从西南往东北，基本上是往北走。所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对。这个船是从江西九江那个地方，芜湖那个地方，早上从那里出来，并且四五点就到了天门山，这个时候的太阳在西南面。这是按地理的解释，是考证，另一个还有一个考证。李白是到扬州去，回来的时候过金陵，他的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意思是说明他的心情。他到长安，他没有得到唐玄宗的重用，然后安史之乱前，从山东南来，到了长江的一条小江的城市，住在那里，他的感情，他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从日出来就是从长安来，发挥感慨。我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当时很多人都说不出第二句话来了。

还有一篇是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有的一些人说，人闲桂花落的解释，桂花是什么，有一种意见是月光，有一种意见就是桂花。人闲，闲的桂花落的声音都听得见，这哪有可能呢？我的意见，人闲下来，这时候月光也出来了，月光落在山谷中间，月亮在山头上。人闲就是农业社会，披新戴月，现在四五点早上就出来农忙，然后到闲暇下来，下午下工的时候月光也出来了，人闲桂花落。

一个是生活问题，我说他们这些人，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你们年轻人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在农村的话哪一天月亮什么时候出都知道。月亮和太阳一样是有定时的。所以一个方面是没有农村的春忙整田的生活经历，还有一个是没有山区知识。王维是写在终南山的北面，秦岭的山两三千米，山高，月亮出来一两个钟头都看不到，月出惊山鸟必定是十五十六的望月，月亮突然从山头上出来，整个通明透亮，鸟儿以为是太阳出来了，所以惊出了。现代的人不落实字词句，所以我批评了，然后《文史知识》发表了我的文章，又发表一篇文章是批我的。我前年又写了一篇文章，一万多字批蔡义江，他说我这也错了那也错了，我就一条条说。首先，桂花在长江以南只有秋桂，江南九月出生的女孩子就取名叫桂花或者桂华。还有一个就是花跟华，读诗经就知道，华有的地方应该读花，花是魏晋六朝时候才出来。因此在唐代，花跟华两个字既可以做月华解释，又可以做花的解释。但是到宋代以后，月华就是光，就写“华”了。他也不懂这个，所以就错了。我批他，举了好多古代草木的例子，北方没有春桂。做学问要有广博，要有时断，要考证。

所以我非常赞同戴震提出来最强调的是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有广博的知识，我们的文科学者必须是文史哲都得懂，儒释道也都得懂。第二个，做哪一个题目要有这个题目中间的广博，不同的广博不一样。识断就是看东西必须要判断别人对不对，要读懂人家的东西再下判断，缺乏识断就不会有新的东西。精审就是表达的问题，你做研究写了什么不能自己有多少东西都一起倒出来，你要选择一个题目，把最精炼的东西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