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由我校社科处主办、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的千年论坛在研究生院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副校长张江教授作了题为“强制阐释论”的学术讲座。张江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总编，《文学评论》主编，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多项国家重大课题。本次讲座由我院副院长罗宗宇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张江教授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离开了当代西方的基本文艺理论范畴，我们将何以思考，何以言说？张江教授以此作为切入点，向我们指出，随着当代西方文论被全面、系统、细致地引介到中国，西方文论以独霸天下的姿态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中国当代学术界患上了“失语症”，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我们的学者言必称英美，一旦离开西方话语，就几乎没法说话。我们的学术研究始终在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中西方一切文本，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但事实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并不完美，存在着“强制阐释”的重大缺陷。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经运用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理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鸲鹆》分析解读。他将一个八哥和主人的小故事阐释为一个如何对待文明、如何解决独裁统治的宏大论题。张江教授指出，这样的阐释是站在主观的立场上用现实的模式对文本进行政治化阐释，与文本自身并无必然联系，属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通过对这一案例的精彩剖析，张江教授给“强制阐释论”下了一个精简而准确的定义：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就是强制阐释。

    张江教授进一步分析道，不惟“符号矩阵”理论，事实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全部构成都在作强制阐释。这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生成方式——场外征用密切相关。场外征用，是指从文学场域之外，征用文学理论以外的理论到文学场域之中来阐释文本，证明理论的正确性，扩大理论的影响。张江教授以生态理论对爱伦坡《厄舍老屋的倒塌》的批评为例，指出这种脱离文学经验，直接从其他学科截取和征用现成理论的做法，导致了文学理论无关文学的直接后果。场外征用使文学文本充当了其他理论表达立场的佐证工具，消解了文学学科特性，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本体意义。

    接着，张江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到现在，文艺理论大致经历的几个历史阶段。首先，是“作者中心论”，也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知人论世”传统。即要分析一个文本，不从文本入手，而是分析作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进入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开始以文本为中心。一篇由莫斯科大学青年学生撰写的文章横空出世，创造了形式主义，开辟了文艺理论的新时代。二三十年后，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读者的阅读赋予的，文本的意义由读者决定。开启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新时代。

    然后，张江教授针对这些文艺理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张江教授赞成“作者没死”，认为作者全部的情感意图都融于文本的字里行间，原始文本具有自在性。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把自己的情感意图清晰地传达给读者，作品是否存在误读的机会和空间，作者意图是否为读者所承认，这就涉及到阐释的确定性问题。张江教授笑称，我们一直在揭示当代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的重大弊端，但这是“破”不是“立”，我们还需要重新建构确当的表达。

    张江教授从“阐”字的字源出发，说明阐释即居间说话，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确当性在于公共理性的接受和承认，接受的过程则需要依托实践经验。当前，对文学理论建设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是重新校正长期以来被颠倒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抛弃一切对场外理论的过分倚重，让学术兴奋点由对先验理论的追逐回到对实践的认识，让文学理论归依文学实践。

    互动环节，老师同学们提出了“强制何以界定”、“如何判别强制阐释和过度阐释”等问题，张江教授一一做出了精彩解答，赢得了现场听众阵阵掌声。

    讲座最后，罗宗宇教授总结道：“张江院长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就‘强制阐释论’做了极具学理性、思想性、思辨性和启发性的报告，他结合西方文论历史、具体的文学文本和丰富的事例，让我们对‘强制阐释论’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强制阐释论’以‘破’开局，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了近三十年来最彻底、最全面的理论反思与批判。‘破’是为了‘立’，张江院长提出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思考，这是张江院长对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发出的个人声音，也是中国声音，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