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下午15：00，应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得者张桃洲教授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当代诗歌批评的困境及其突破”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刘长华教授主持，为湖南大学文泉讲坛中的一部分，学院高度重视、师生积极参与，文学院楼101室座无虚席，同学们全程高度专注。

讲座伊始，张教授以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概述了当代诗歌批评所处的地位、批评和创作的关系、批评自身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推陈出新、现代时期诗歌批评的积累、19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的危机及产生的原因等。他指出，在这种背景下，探讨诗歌批评的困境并且探索新的路径是很必要的，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辨析。

随后，张教授按照诗歌批评发展的时间顺序，从1980年代诗歌批评的向度、19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面临的困境与当代诗歌批评困境的突破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1980年代的诗歌批评同诗歌创作一道充任了一个颇具号召力和引领作用的角色。在这一时期，诗歌批评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与当时诗歌创作的密切互动，以及与创作共同对那个年代社会文化的深度参与。在意识和方法上，诗歌批评则显示出很强的本体论色彩，注重语言和形式。这一时期诗歌批评的来源主要是现代主义、英美新批评、俄苏形式主义理论和更广泛的“语言学转向”，还发生了从原理性的诗学理论探究与建构到对诗歌现象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这样的变化。

到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批评出现了明显的困境。这危机一方面来自80年代批评“势能”的耗尽及本体论观念的持续固化，另一方面受制于时代风尚的变迁和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里位置的变动。该阶段诗歌批评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跌落”神坛后备受指责的诗歌创作及批评本身寻求合法性，重新建构一套能够自洽的话语系统；二是与诗歌创作一道力图恢复对话历史、介入现实的能力，重新建立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进入当代之后，诗歌批评的困境出现了一些突破。21世纪以来，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推动下，诗歌得到了更为便捷的传播，同时出现了观念上的剧烈分化和写作路向上的含混，诗歌批评受到各种媒体及其催生的舆论的强势裹挟而变得媒体化。基于这种前提，当代性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当代性意识的本意是在一个“当代”时空内尽力扭转新诗无力处理繁复现实的局面，其动机里暗含着某种对困境的觉识和尝试去克服的意图。然而当代诗歌批评依然存在封闭的局限，这不仅体现在其关注的论题、展开论述的方式等，还表现为与其他领域对话能力的欠缺。我们应当明确，当代性首先而且主要指作品的现实感与时代感。落实到诗歌批评上，当代性不仅仅是批评对历史现实的敞开，更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循环往复”和“能动震荡”的展开、对“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的探索。对内要立足于本体，重视内容形式的分析；对外要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交互，实现文本自身与周遭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修正和反驳，完成从“不及物”到“及物”的蜕变。

最后，张教授重申了本次讲座的主旨，明确了当代诗歌批评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认为，在日益复杂的诗歌生态和历史语境中，我们需要追问当代诗歌批评的“当代性”何在及其意义。“当代性”意味着诗歌批评同诗歌创作一道加入到与历史和现实的循环流通中，实现视野与方法的双重创新，同时改变批评中一贯以来的价值判断悬搁的状态，在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互动中重置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回到诗歌本身，在保有文本感受力的基础上激活诗歌批评的有效性。

在互动提问环节中，张教授对大家提出的“诗歌的汉语性特质与其他语言的对比”“诗歌爱好者如何通过细读的方式更好阅读诗歌”“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计划的运作及经验”“如何理解诗人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力和创造力”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用心的解答。刘长华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认为张教授的讲座围绕诗歌批评的当代性展开了全面的介绍，让大家领会了诗歌批评的多重维度，无论在文学角度还是在伦理角度都极富启示和价值。讲座到此圆满结束。

文：蔡书勤

图：李金定、蔡书勤

审核：刘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