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档案·图像——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新趋向”学术工作坊与会学者合影

2025年4月12日，“地方·档案·图像——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新趋向”学术工作坊在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103会议室顺利召开。此次工作坊由湖南大学中国语文学学院主办，《现代湘学》《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提供学术支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及期刊社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中的地方路径、档案挖掘、图像运用及其他相关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工作坊开幕式由湖南大学刘长华教授主持，学院党委书记钟文勇出席并致欢迎辞，随后，工作坊召集人湖南大学汤志辉副教授介绍了工作坊筹备过程及工作坊召开的目的及意义。

工作坊共设四场进行研讨，学者们对地方文献、档案文献、图像文献、手稿文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历史深描、文史互证、图像证史、地方路径等为方法，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呈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场主持人为东北师范大学徐强教授，评议人为云南师范大学付祥喜教授。

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民国的学位制与国文研究生培养》是其结合档案史料在大学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他以民国大学的具体人事串联起学位制度沿革的不同节点，并以相关档案材料作为支撑，展现自1905年科举废止至1949年间民国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制度建立与完善的过程，指出博士学位制度则因《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及《博士学位考试细则》两草案的立法原则存在争议未能建立。

中山大学张均教授延续此前对本事批评的提倡，推动古典方法的现代转换，论文《本事批评：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研究的新窗口》聚焦改革开放文学，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要超过“十七年文学”，其中蕴藏着丰富多样的本事资料。对此进行发掘的关键则在于古代本事批评重建为一种“考”“释”并举、文史对话的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现代本事研究。并且首先以个案研究为主，继而从个案走向整体达成对改革开放时代文学/文化生产的整体思考。具体来说，则应在本事及其改写资料的发掘与考订、本事改写之叙事学分析、基于叙事分析的文学经验及其变迁研究三个层面进行努力。

西南大学张武军教授分享了长文《续写地方与重造历史：〈长河〉的战时“照例”与“新生活”叙事》的关键内容，他将《长河》报刊本和单行本进行对比，分析了沈从文在题记、内容修改等方面的态度及意图，指出《长河》对新生活运动的复杂态度和对湘西社会内部矛盾的揭示，反映了沈从文对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深刻思考。然而，由于个人生活的变化、对新生活运动态度的矛盾，“新生活”主线未能担负起架构作品的重任。

暨南大学赵普光教授的报告《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复古时代”》以数据统计为凭依，论证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官方、学界、文坛、民间共同形成了溯源传统的潮流，中国文学进入“新复古时代”。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新复古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推进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大数据建设，通过史料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数据化并建立数据库。为此后的史料运用、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深加工”提供完整全面的数据材料。

山东大学史建国教授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像史料研究刍议》一文呼吁学界要大力关注声音、影像史料，建立影像史料数据库并进行研究。他认为现代与古典史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处理的研究对象即史料类型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主要即声音、影像史料。继而他将影像史料按类型划分为原始影像、影像集、纪录片、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等等，对不同类型影像史料的重要性和研究理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中南大学易彬教授《现代报刊资讯类文献的效应——围绕冯至出国留学考试的再考察》一文通过各类报刊资讯挖掘、串联考试由来、报名、体检、三次考试内容、主考者等事宜，最终饱满呈现出冯至留学事件的面貌。而他的重点则在于借助这一文献搜集与规整的过程揭示出数字化时代的文献工作的一些轨迹，讨论现代报刊资讯类文献的时间性（对于未来予以展望的文献不可轻易相信）和辐射性（文献信息可以辐射到更多相关人物与话题）。

第二场主持人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陈艳，评议人为山东大学史建国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付祥喜教授的报告《当代作家手稿的文献价值与诗学意义——以郭小川长篇佚诗〈长江上〉三种手稿为例》起源于对一批郭小川手稿的整理考释工作。他首先介绍了郭小川《长江上》三种手稿的基本情况和发现过程，也讲到了郭小川研究过程中的学术困境。在对手稿内容进行辨识整理后，他认为郭小川长篇佚诗《长江上》三种手稿具有版本、校勘、书法、收藏等多重文献价值，并且长诗《长江上》不仅在郭小川诗歌创作中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也是理解中国当代长篇政治抒情诗的重要作品。

贵州师范大学袁洪权教授的报告《李秉中其人再谈》披露了新发现的李秉中抚恤档案、《大公报》天津版所刊载的翻译篇目、《防空学校周报》的政训处信息等相关文献，介绍了这些文献在补全李秉中的生卒年、认识其二十年代后期的职业苦闷、考辩其1936与1937年行迹三个方面的价值。同时他也分享了自己编纂《李秉中文集》的一些情况。

武汉大学裴亮副教授的报告《私立岭南大学与广州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新见报刊文献为中心》纠正已有文献对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官方刊物《文学》记录的谬误，找到刊载《文学》的真正刊物广州《光报》，并根据《文学》《南风》等刊物讨论了以私立岭南大学师生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在现代文学发生时期的表现及成就，认为广州现代文学的发生来自于中外交流、新式教育制度变革等等，而这是不同于京海双城的。

浙江大学张广海副教授的报告《现代文人年谱编撰的原则、技艺与伦理——从〈楼适夷年谱〉的编撰说开去》结合自身编撰《楼适夷年谱》的感悟和经验，现身说法，从原则、技艺与伦理三个方面，对现代文人年谱的编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年谱应明确自身的文体特征，与年谱长编进行区分；其次年谱应兼顾和平衡“可读”与“可查”的关系；最后编者固然应“不隐恶”，但对于自己的话语“霸权”，也应保持高度警惕。

湖南师范大学张弛教授注意到晚清报刊上作为“小摆设”的诗词补白，从旧史料中发现新材料，论文《晚清“诗界革命”的另一面——论〈新民丛报〉上的诗词补白》围绕《新民丛报》各栏目后的17首诗词补白，指出这些带有梁氏私人情感色彩的诗词补白，反映着梁氏在“诗界革命”浪潮之下的一种暧昧和摇摆，蕴含其晚年诗学观念及实践的雏形，是晚清“诗界革命”的隐线。

中南大学吴宝林副教授在他的报告《重绘思想地图：朱自清1922年〈西洋文学史〉〈社会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授课笔记手稿》中分享了1920年代浙江第六师范的学生金义惠记录的朱自清讲课笔记，包括《西洋文学史》《社会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四门课程。这些课程笔记记载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不仅可以弥补朱自清日记的阙如，更能作为新文化运动落潮后的教育记录，见出新文化运动与地方师范教育的关系。

湖南大学罗先海副教授的研究《文学与电影的互援共生——〈金陵十三钗〉电影改编及其版本变异新考》重返《金陵十三钗》文本演化与跨媒介传播历史现场，厘清了中篇原著、电影改编与长篇生产之间的关联与变异，指出其背后蕴含的当代文学与电影“互援共生”的新关系：小说文本为电影改编提供“故事”与“精神”支援；电影改编则使得小说文本得以影像变异与再生。

第三场主持人为南京理工大学陈捷教授，评议人为贵州师范大学袁洪权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徐强教授的报告《〈舒新城日记〉副文献的价值》来自于自身与团队整理《舒新城日记》的经验。他从书信（书信记事和日记记事互文重叠，或各有着重而呈互补）和贴附资料（如重要报刊创刊、停刊消息，个人著述的草稿、提纲等）两方面展示和说明了日记中副文献的情况，认为日记中的书信、剪报等“副文献”在还原历史细节都有特殊的价值。另外他也介绍了目前《舒新城日记》的整理简况。

华南师范大学侯桂新教授论文的题目是《〈人民日报〉上的“木刻鲁迅”》。他考察了《人民日报》自1949年至2016年发表的18幅不同的“木刻鲁迅”画作，认为木刻作品发表的时间和频率反映着鲁迅在社会上接受的冷热，并且从作品的内容而言，《人民日报》着重传播的是一个乐观的、与青年相处其乐融融的鲁迅形象。该研究体现出图像证史的思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中的初步运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陈艳的报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前前后后》利用的是现代文学馆馆藏的严家炎手稿文献和资料，对《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生产过程进行梳考。她不仅追踪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构思起点，也结合史料对严家炎写作该书时教学研究相辅相成的情况进行生动描述，进而她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严家炎学术生涯中一部相当特殊的著作，兼具学术专著和教材的优长，是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新思路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也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学术经典。

湘潭大学马正锋副教授的报告《〈抗战日报〉初探》介绍了《抗战日报》的概况和馆藏情况，对报纸办有的《诗歌战线》《戏剧与电影》《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妇女》等副刊进行梳理，着重讲述该报与文化名人茅盾、郭沫若、沈从文等人的联系，指出该报上载有茅盾《第二阶段》的初刊本以及郁达夫给郭沫若的佚信，或者也存在沈从文佚文的线索。

西安交通大学曾祥金副教授《出访的政治——从新见郭沫若访苏、老舍访美档案说起》一文认为此前研究对作家出访的过程呈现乃至意义探讨较为充分，但对出访前的各方博弈和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呈现不足，其关键就在档案材料的缺失。因此他从新见郭沫若访苏和老舍访美档案出发，对1945年郭沫若访苏和1946年老舍访美背后国民政府不同态度以及中苏、中美的政治博弈进行揭示和解读，另外也根据档案提供的线索初步分析了1946年周扬访美未成行的原因。

北京大学夏寅博士的论文《刘半农的两个隐僻笔名和〈语丝〉的一个侧面》主要关于《语丝》上刘半农的两个隐癖笔名及佚文的考证问题。夏寅认为刘半农以隐癖笔名写作享受笔墨游戏的恣意与轻松的行为代表着《语丝》的关键侧面，佚文则彰显出刘半农某些根深蒂固，却不便随意示人的审美偏好甚至人格面相。进而他由该研究申发出文献研究方法层面的思考，他认为关注作家周边的文学场域，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此前被忽略的材料和问题，指出对于隐癖笔名的挖掘和考证或将成为未来文学文献研究新的生长点。

中南大学王开轩博士在论文《改换“声色”与走入“活动的世界”：陈梦家处女作新考》中分享了从《东南大学附中周刊》挖掘出的陈梦家佚作也是处女作《四月九日》。由此，他关注到此前为学界忽视的中学时代对陈梦家的重要性，认为陈梦家正是在东大附中与新的教育资源互动中塑造了自己的感觉结构与认知机制，并显影于日后的文学活动与历史行动中。

第四场主持人为《新文学史料》编辑周墨西，评议人为华南师范大学侯桂新教授。

南开大学邱雪松教授的报告《抗战的“文体”与“风景”：以〈文汇报·世纪风〉论争为中心》还原了柯灵、丰子恺、叶圣陶与若霖1938年在《文汇报·世纪风》与《华美晨报》上争辩的过程和细节，认为“文体”与“风景”的问题化，实质是彼此不同文艺观念在抗战语境的碰撞所致。而在更大的视野下，他视这场论争中发难方的主动停止，叶圣陶、丰子恺的宽容理解作为理解抗战爆发后文坛各种力量重组融汇的案例，彰显出研究的深度。

南京理工大学陈捷教授论文《梁华盛与〈雷雨〉的查禁》以曹禺经典戏剧作品《雷雨》为例，展现国民党政权对它审查与查禁的过程，并讨论了国民党查禁制度的一些问题。他通过追踪梁华盛的政工生涯，指出其在1941年重视戏剧宣传、提请查禁《雷雨》等行动是希望以戏剧工作为抓手，尝试在政治工作中做出“业绩”。而如果在更廓大的历史背景中，查禁《雷雨》不仅显示出梁华盛的政治策略，审查过程也体现出军政系统“长官意志”的权威性及各系统对其贯彻的差异性。

江西行政学院廖太燕教授长期关注江西地方文献的钩沉、整理、考释，《宣教、展演与培辅：剧教二队与全面抗战时期的戏剧运动研究》就是成果之一。他通过追踪抗战时期剧教二队的行迹，收集报刊上对其活动的反应和评价，从宣教、展演、教辅三个方面描绘了剧教二队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详细的演剧细节，对战时戏剧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复旦大学吴天舟青年研究员的报告《上海二次文代会的来龙去脉与台前幕后——兼论巴金在1961-1962年》使用1960—1970年代的会议史料，重返1961—1962年文艺界在政治风气的变化下齐心协力的纠“左”进程的现场，追踪和考察上海二次文代会及巴金名文《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背后的故事。他认为只有看到巴金所在的“中介型的位置”，才能深入地理解巴金这一时期的处境和言行，重新认识了巴金“文革”前最后一次内心世界的真实展露。

温州大学陈通造讲师《“黯淡的晚境”？——胡适拒绝牛津教席始末》对学界此前胡适“黯淡的晚境”的观点进行辨析，指出“胡适之毕竟还是那个胡适之”。他结合日记、书信、口述史等文献考梳了胡适就职牛津大学的始末，认为学界对于胡适晚年的心境与复杂的考虑，都缺少足够仔细的考察和深入的把握。实际上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胡适深知自己的去留行止都是具有相当象征意义的行动，而只有理解胡适的这种心态，才能对他晚年的境况有深刻认识。

江苏理工学院朱洪涛副教授的报告《书局、传记文学与教科书的生意——顾颉刚与大中国图书局关系述论》呈现了顾颉刚在抗战后期加盟大中国图书局至1949年前后退出出版界的经历，结合时局对顾颉刚的思想和心态及其贡献有较为客观地评述，揭示出“读书人”顾颉刚的多个侧面，强调学界对此进行关注的必要性。

湖南师范大学许永宁讲师《舆论形态的繁复演进与朦胧诗的发生》一文注意到“地下写作”与朦胧诗发生的紧密联系，从诗歌传播的外在形式入手梳理朦胧诗论争史前的发展脉络，认为沙龙、民刊，“诗朗诵”“画展” ，各类 “群落”“社团” 共同构成朦胧诗论争的舆论场域，推动了文学观念的革新以及社会历史的变动，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意义重大。

学术工作坊最后的学术总结由北京大学王风教授担纲，他强调文献素养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并对三大议题提出展望：地方性研究需主动融合人类学、音乐学、文物考古等跨学科视角，从不同角度还原历史现场的丰富性；档案虽为重返历史情境的重要载体，但档案史料稀缺不应成为研究的桎梏；图像与声音史料研究普遍缺乏艺术学、音乐学等方法论支撑，亟待提升解读的专业深度。

最后，王风教授回应了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两大学科问题：文献研究今不如古，AI时代的挑战。对于前者，他指出越早诞生的和越核心的文本往往是文献学优先处理的对象，故而古典文献学要处理的文本本来就比现当代文学文献学多。当下的“史料学转向”其实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意味着学术要向更高层面发动，也对研究者的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对于后者，他认为技术革新是学术发展的常态，与其恐慌，不如将其转化为助力。王风教授的总结既直面问题，又指明路径，为学界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思考。他的发言引发与会学者的强烈共鸣，为工作坊画上富有启发性的句号。